一、敌后军民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

此时，德、日等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气焰达到顶点。1941年6月，德国在侵占欧洲多个国家后，又向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12月，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日本侵略者企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决意加紧对华作战。1941年底，日本总兵力扩大到240余万人，其中130万人都压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承担着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

日军在华北反复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和“清乡”，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1941年1月下旬，日军1500余人“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时，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以机枪扫射，屠杀群众约1300人，烧毁房屋千余间，造成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局面。既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又要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有些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菜和油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甚至吃粮也很困难。为渡过难关，党适时调整了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带领根据地军民同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进行了英勇斗争。

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还创造了建立武装工作队等斗争形式，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 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 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支持。

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广大军民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1年9月，在冀西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伪军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1943年3月，新四军“刘老庄连”在与敌人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等身先士卒，在作战中以身殉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是反“扫荡”、反“清乡”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

二、大生产运动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大生产运动是克服抗日根据地困难的重要一环，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39年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他们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使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毛泽东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组织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等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

1944年9月，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大生产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后，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加强。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大部做到“耕三余一”（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比重逐年下降。从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抗日根据地在进行干部培养和开展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很多热血青年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诗人何其芳这样记录着1938年初到延安的见闻：“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党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民族学院、卫生学校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先后创办起来，培养了大批干部。各级党组织还普遍建立干部在职学习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加强党报党刊、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等舆论阵地建设，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1940年9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根据地还重视初等教育工作，因陋就简地创办中、小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