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此刻，抗日战争正处在战略防御阶段。这个阶段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日军分路深入中国广大领土，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攻势达到顶点；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迅速壮大起来。

当时，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军队曾进行了平津、淞沪、忻口、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长达6周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平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被枪杀、焚烧、活埋以及用其他方法残忍杀害者，达30万人以上。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无数儿童死于非命，1/3建筑遭到毁坏，大量财物遭到掠夺，昔日繁华的古都成了人间地狱。侵华日军一手制造的这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惨案，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面对极其野蛮、极其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具有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而是凝聚起了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空前斗志，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必胜信念。

八路军到达山西抗日前线后，即取得平型关战斗重大胜利。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接着，八路军三个师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忻口战役，相继取得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等胜利。忻口战役历时20余天，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

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朱德在家书中写道：此战使“全线士气为之一壮。如各军都同我们一样，那就不难打退敌人和消灭敌人”。

在深入敌人后方以后，八路军应该怎样作战，怎样打击敌人？党确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军事战略上实行了重大转变，就是由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转变。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在华北上升到主要地位。党领导的军队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当日军依仗优势兵力，气势汹汹地向前猛进时，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而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却分散地大踏步地向敌后挺进。他们同地方党组织相结合，组织工作团，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这是敌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敌后抗日政权的建立，恢复了国民党政权溃逃后陷入一片混乱的社会秩序，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迅速赢得了人民的拥护。

1938年4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将原在山西山区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别向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这对于习惯山地作战的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新四军各部也利用山区和河湖港汊等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敌后战场的开辟，使中国抗日战争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共产党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迅速发展，牵制了大量日军。这是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战争。八路军将士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反复“扫荡”，只有极简陋的武器装备，没有来自后方的枪支弹药的接济。他们在敌人的包围中创建抗日根据地，那里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其恶劣。1937年11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向晋察冀进军时，五台山已开始飞雪，部队还穿着单衣草鞋，在破庙中过夜。然而，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终于在敌后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其中的关键是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是人民军队能够在敌后艰苦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奥秘所在。

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共两党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党如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成为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全民族抗战伊始，党中央就指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这些错误观点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坚决抵制。1938年7月，共产国际领导人也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全会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确定敌后抗战总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全会重申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全会还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次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